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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闲适小品文早就流行过一段时间了，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张爱玲等人写的散文再次蹿红，而这些散文在革命的年代基本上不被人们读到。那么，现代闲适小品文流行到底意味着什么？

革命似乎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人们一方面铭记革命先烈的事迹，一方面着手经济建设。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大发展，几乎把所有东西都能作价出售，就是人命和贞洁也能作价出售，看似只是一种经济行为，甚至是一种经济模式的创新。保险业、金融业发达，连房地产都能被炒作成金融理财产品，就更别提其他的东西了。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原来苦大仇深闹革命转变成现在的赚大钱才是好汉，有权才是豪杰。可是，知识分子在这种经济浪潮中明显失去了话语权，很容易随波逐流，成为资本的附庸。

很多知识分子开始逃避现实，感觉把握不住未来，只能把玩现在，而那些闲适小品文就成了把玩当下的最好精神食粮。这种闲适小品文隐隐开始走向主流，成了人们茶余饭后阅读的一些东西。看似充满了生活的味道，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其实只是一种文人闲适之余的独特观察和感悟，就像唐诗中的一些怡情遣兴的小诗，感叹光阴易逝，人生短促，感叹离别苦，相思苦，只是表达个人情绪，却不具备什么社会意义。当然，文学并不能完全表达社会意义，可以表达个人情感，也可以表达梦幻。但表达个人情感的闲适小品文成了人们阅读的主流，就一定说明了一些事情。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担当，作家是社会的良心。周作人、林语堂们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关起门来写小品文，固然也算是弄文学，但忽略社会变化，只是写自己的独得感受，未免境界太过于狭窄。当然，文学不能沦为口号和呼喊，但一定要关注社会和人生，不能只是写片面的个人情感，而忽略了社会的大发展，甚至忽略了社会需要，就会有误导之嫌。他们在写闲适小品文的过程中丢掉了内在精神的追求和某种终极意义的探索，遗忘了救世的责任，减轻了时代的压力，把人生看成一种“游戏”，一种“体验”，却忽视了社会的大发展。如此一来，他们脱离了社会，躲在家里写作，营造了精神的乌托邦，却没有逃离现实的苦难。选择对现实的苦难视而不见，本身就有阿Q精神，产生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

到了现在，经济大发展了，条件好多了，社会和谐了，文化开放了。很多现代小品文又开始浮出水面，大行其道。人们不禁惊叹，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这些所谓的大师们居然能写出那么闲适的文字，能写出那么好的心情，甚至以苦作乐，苦中作乐，颇有一种苏东坡的随遇而安的精神。无论是苦雨斋还是缘缘堂，都带着一种独得的乐趣。不过，缘缘堂似乎有些时代的气息，痛斥了毁坏缘缘堂的邪恶势力，起码还反映了时代的特色。而周作人写的苦雨斋、乌篷船再也没有《前门遇马队记》中的讽刺锋芒了。梁实秋的巧妙文笔，林语堂的翻译腔调，张爱玲的细腻感触，大约让人们有所感悟，但还是脱离时代太远，似乎代表了一种文人传统。

现在人们喜欢读他们的作品，起码能说明文化开放了，人们的心态也开放了，当然可以随便阅读。但是这种文人把玩自己精神世界的传统，游戏人生的态度却是和社会发展格格不入的。在他们那个时代，社会动荡，知识分子感到普遍的失望和压抑，一类像鲁迅一样，选择了对抗，选择了呐喊，选择了鼓舞人，选择了一个都不饶恕；一类像胡适那样的，选择了骑墙派，“多研究些问题，要谈些主义。”专注于学术，却屡屡成为被人诟病的对象；一类是周作人、梁实秋之类的人，似乎受了胡适的影响，要专注营造自己的精神世界，消解现实带来的苦闷和压抑，算是一种逃避。而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在飞速发展的社会面前变得无所适从，乌托邦已经破灭，理想主义激情日渐式微，主体位置已经动摇，变成了以权和钱为主的主体位置，而他们的激情与关怀屡屡成为权贵们笑话的对象。于是，他们翻阅以前的文章，似乎找到了精神归宿，要回归文人传统，在权力和资本的压制下，躲进内心世界，追求自己独特的感悟，似乎并不枉过这一生。

知识分子们开始失落，却在小品文中找到了久已失落的文人传统，不但要读，要感悟，而且还要写，写出很多小品文，竟然能够大卖。这种现象影响了象牙塔中的教授们，他们也纷纷捉笔，写一些散文。曾经有一个大学教授写作一批文化散文，居然热卖，后来被批评，说他是“涂着文化口红”招摇撞骗的作家。后来，热度下去了，也就湮没无闻了。似乎文人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写出社会的变化，而不应该只是怡情遣兴，陶醉于自己抒情。事实上，文人们大多有种自恋的心态，抑或许把握不住现在，被权力和资本胁迫之后，只能躲进梦想中的乌托邦，写一些自己的小心绪了。不过，即便是这种小品文也仍然要经过权力审核，经过市场的检验，岂不悲呼？

现代小品文美则美矣，只是读者不可当真，不能回避现实，作家也不能当真，不能回避现实。不然，就会变得庸俗无能，还自我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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